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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最害怕的人和事
发表日期:2014/12/4 14:13:00 出处:柯云路 作者:未知 发布人:lgqxxy 已被访问 314

赫鲁晓夫以极端地批判斯大林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奠基,毛泽东对此十分警觉。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同是自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自然会使毛泽东产生更多的政治联想。在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感到这个对立面的危险性,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危险性与中国共产党内斗争的联系。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

完整的政治斗争格局

一、国际反修的大情势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反对赫鲁晓夫为首的所谓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逐渐成为中国面对的最重要的国际形势。两党之间由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渐延伸为两国之间关系的矛盾。到1960年前后,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在此过程中,两党在一系列苏联主持的国际性共产党会议中发生了日益明显的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在两党的双边会谈中同样愈演愈烈,越来越失去调和的余地。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对中国的援助合同,以及在中印边界矛盾冲突中对印度的偏袒,只不过是两党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国家关系的典型表现。

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有着越来越根本的分歧,两人所代表的两种潮流也越来越没有调和的可能。他们都不可能改变自己,迎合对方。赫鲁晓夫以极端地批判斯大林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奠基,毛泽东对此尤其警觉。

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同是自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自然会使毛泽东产生更多的政治联想。他在这方面的警觉与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更有不同。

在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感到这个对立面的危险性,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危险性与中国共产党内斗争的联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在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中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定名为党内的修正主义。这样,他就把国际、国内的斗争完全联系在了一起。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表面而言,毛泽东还将此保持在一个不露锋芒的自然而然的讲话中,并在其他问题上谈到与刘少奇的共识,似乎这一切与刘少奇无关,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向,只是一般性的、理论上的警示,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提法在当时已经多少隐含着具体指向了。

当历史揭开1963年这一页时,与国际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入了更大规模的阶段。

1963年3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大意是:国际形势和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变化,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若干原则性问题。

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对此做出了纲领性的回答。这就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长篇回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一个试图以理服人同时又针锋相对的纲领性文件。

同年7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苏联就两党关系进行会谈。在会议期间的7月14日,苏联在报刊电台上公开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言辞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共产党,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公开化。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方面,它发生于赫鲁晓夫参加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谈前夕,想必是他带给美英的一份见面礼,是他与美英进行高级谈判的“诚意”之表现;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赫鲁晓夫认为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到了向全苏党员和人民说明的时候,它是两党斗争升级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对此立即做出强有力的反应。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方面对两党会谈缺乏诚意,建议会议暂停,随后便取道回国。接着,面对苏联方面公开信的广泛影响,中国共产党做出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特别是在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之后,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反击,也是规模浩大的。先后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篇文章,展开了大规模的国际反修斗争,这九评是:

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

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

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26日)

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

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

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九评延续了近一年时间。

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紧接着,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对一至九评的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做了总结性论述。

在这篇文章中,把赫鲁晓夫的下台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实际上,赫鲁晓夫的下台与苏联国内诸种具体的政治矛盾相关,和苏共内部的具体政治斗争相关。也多少意味着苏共中央在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当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下台后新的政治领导集团抱着些微希望时,他们以政治家应该有的灵活姿态,走出了尝试调整两党关系的外交步骤。

1964年11月7日,正值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这一高规格代表团的派出,是明显的友好姿态。这一友好姿态有可能开始友好的接触,从而打开两党、两国之间封冻的冰河。

然而,在中苏两党会谈还未正式开始之前,发生了一个看似偶然的重要事件。

在11月7日晚苏联政府招待各国来宾的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居然对中国代表团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贺龙当场就对这种说法予以了驳斥,并立刻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据此立刻向苏共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出质问。勃列日涅夫以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作为一种解释和掩饰。

然而,周恩来认定这个事情性质严重,这种认定无疑与他深谙政治相关。他必须对此表现出更充分、更完备、更坚定、更无任何隐患的态度。

在随后进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周恩来再一次就此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以至勃列日涅夫本人不得不亲自道歉。周恩来在这件事上无疑做了完整而妥当的表现。

正是这件事情,使得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勃列日涅夫刚上台时曾有过的些微幻想都归于消失。这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这样,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冰河不但没有打破,似乎更加严酷起来。

毛泽东本人对马林诺夫斯基事件肯定更加警觉。作为一个超常敏锐的人,对于政治斗争中的任何危险因素,他从不掉以轻心。他不仅熟谙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政权内部斗争的复杂性,而且通晓当代国际上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对于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就有的控制兄弟党国家政治权力,甚至用颠覆手段来搞掉不听话的领导人,从而培植自己仆从的传统,毛泽东大概分外留意。

两国关系越发交恶。勃列日涅夫政权将上百万部队、越来越多的先进军事装备陈列在中苏边境,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这时,毛泽东反对苏修的斗争便不仅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而且还带有直接的政治、军事性质。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神经自然是越绷越紧的。他知道,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内部的任何反对派都可能被感应。里通外国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外通国内的企图更会不断地运作。对此,最安全和最可靠的方针是:

第一,坚定不移地与苏联修正主义对抗,绝不表现丝毫的软弱性。

第二,针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必须对党内实行更加强化的整肃,在外部的高压下保持内部的高度纯洁。绝不能让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势力漫延,绝不能造成党内修正主义集团化。

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及军事压力,是毛泽东考虑国内政治思想斗争的巨大外部情势。在敌我双方的斗争中,任何不安全感都可能促成先发制人的进攻。

当毛泽东感到,苏联的巨大外部压力有可能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联结在一起时,他显然不能再保持百分之百的从容。从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他主动发动的,然而,更深刻地说,有可能是他“被迫”发动的。


二、农村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

在国际反修斗争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自然同时抓紧国内的阶级斗争。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部署。

正像他一贯的思路那样,他从来特别重视农村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及路线斗争。

七千人大会前后,伴随着经济现实主义路线的影响,农村在生产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各种被毛泽东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与部分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等交织在一起,在毛泽东眼里当然是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因为这种斗争还反映到党内,包括反映到党内上层,所以毛泽东把这当做一件大事来抓。

毛泽东认为,不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不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问题,他在政治思想上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会失去最基本的阵地。

1963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中,发出了警醒的声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5月9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不进行三大革命运动,如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是毛泽东从农村阶级斗争出发做出的有关党的基本路线的纲领性讲话。这段讲话表现出毛泽东对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已经有了高度的警觉。中国改变颜色的危险,仿佛就矗立在面前。

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同样做了重要指示,指出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他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之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对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一个相当全面的概括。如果将这一概括同《五·七指示》联系在一起阅读,就能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在什么程度上有其政治可行性,在什么程度上又根源于他深厚的空想社会主义。

在中国这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在这个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民的共产党内,这样的指示无疑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5月20日,他又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十条”),向全党发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

在“十条”中,他指出了中国当时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情况,提出了在斗争中依靠贫下中农组织革命阶级队伍的问题,提出了四清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为“十条”的开头,就是毛泽东本人加写的著名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

“十条”的制定,使得全国城乡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这种斗争和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自然相互联系。

随后不久,即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中共中央在这封《建议》中尖锐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紧接着,在6月的一次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流血的阶级斗争,有不流血的阶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

应该说,毛泽东对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困难时期并开始泛滥资本主义倾向的中国农村,有效地领导了一场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名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对于这场阶级斗争,全党自然不会有什么异议。而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一个重要插曲,倒是我们不该忽略的,因为这个插曲与刘少奇相关。

1963年11月-1964年4月底,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这里推出了后来被批判为形“左”实右典型的“桃园经验”。

与这个“桃园经验”相联系的,1964年5月,刘少奇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总结得不全面,”“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真正的领导核心。”“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从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这些论调后来被毛泽东批判为形“左”实右的代表性语言。

在1964年期间,刘少奇在其他一些报告及讲话中,对农村的阶级斗争还有过类似的描述。认为农村中严重“四不清”的干部不少于三分之一,主张工作队进村后,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搞“扎根串连”,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些都在后来被批判为形“左”实右的典型语言。

他还特别强调多吃多占的干部经济退赔的重要性。这也被后来的大批判说成是不着重从政治上解决干部中的问题,企图以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

正是在刘少奇的主持及影响下,中共中央在同年9月10日又推出了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二个十条,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这个“后十条”在后来被定为“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

应该说,刘少奇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系列讲话及这个“后十条”,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别样的紧张。在这个所谓形“左”路线的指导下,共产党在农村的阶级斗争中反而处在了不够有利的位置。用扎根串连的方式、秘密工作的方式调查情况,展开阶级斗争,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共产党人在农村高度领导权的自信。

这无疑是一个并不得力的方针路线。在这个插曲中,我们无须牵强地附会刘少奇路线正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路线之命题。

在这里,刘少奇虽然一方面依然表现为和毛泽东一样同是共产党人,同是从共产党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又有很大的区别,刘少奇还并不是像毛泽东这样真正从中国农村文化、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

毛泽东无疑比他更了解农民,更相信农民,更不怕农民,更表现出在领导农民问题上的大得多的坦然与自信。从共产党要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课题本身而言,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路线无疑显得比刘少奇高明。然而,这还不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此时的根本差别。根本的差别是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毛泽东则坚决反对这种倾向。

面对党内刘少奇这样的倾向,毛泽东于1965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于1月14日发布了。这是毛泽东指导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完备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他批判和“粉碎”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路线,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原则,那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在这里,我们才看到把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定为形“左”实右的真正含义。

客观地说,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推行的路线确有“左”的倾向(这“左”的倾向其实来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奠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毛泽东把它定为形“左”而实右时,不过是把刘少奇的经济务实主义与修正主义路线及资本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在《二十三条》中最核心的东西,这也是根本对立于刘少奇的东西,它既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结论,也成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原则。

可以说,《二十三条》既是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全国性阶级斗争的发展结果,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它是一个承下启下的纲领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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