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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教学怎样成了“问题”?
发表日期:2015/4/20 6:58:00 出处:唐晓敏 作者:未知 发布人:lgqxxy 已被访问 267

唐晓敏


人们都认为,语文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如文言文教学,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此,张志公这样说:

今天的文言文教学上存在着一个矛盾。从接收文化遗产,吸收古人的有生命的语言,学习前人的写作经验等种种方面考虑,一个受过普通教育的青年人似乎应该读一些文言文,具备一点看古书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念得太少是不行的。比如,只在中学里念三五十篇古文恐怕无法达到看浅近文言文的水平。达不到这个目的,为学这三五十篇所付出的并不太少的劳力时间就有些无谓。多念呢,太多了显然又不行。中学生要学的东西很多,很重要,把时间精力大批地耗费在念古文上是不合适的。那么,往前推,从学校就教古文,行不行呢?少少地来一点也许行,可是不管用;多念点,看来也有可困难,一是孩子们啃不动,二是搞多了排挤白话文的学习,而学好白话文,这在今天是主要的,排挤不得。“进退维谷”,这就是矛盾所在。(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第42、43页,中华书局,2013年)

但文言文教学成为一个问题,只是当代的事。民国时期,这并不是问题。许多小学生都读过不少古文。如周汝昌小学时读了《岳阳楼记》、《秋声赋》、《病梅馆记》、《祭妹文》,冯英子小学四年级时读了《出师表》、《陈情表》、《滕王阁序》、《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曾昭奋小学五年级时读了《与吴质书》、《陈情表》、《兵车行》、《岳阳楼记》、马在田上小学时读了《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为徐敬业讨武照檄》、《李陵答苏武书》等。杨叔子从5岁到8岁之间在家读了《诗经》、《四书》和《古文观止》。吴阶平6岁开始读《史记•项羽本纪》。梁启超12岁读《史记》,“能成诵者十九”,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把史记背诵下来了。这些课文,今天几乎都是高中教材里才有的。我们现代的小学语文教材中,虽然也有少数的几篇文言文,但只是“两小儿辩日”之类,与那时相比,真是太小儿科了!

民国时期的孩子能够做到的。今天为什么做不到了呢?是今天的孩子智力退化了吗?应该不是。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距。表层的原因,是教学方法与要求的差异:当时读文言文,主要的熟读、背诵,整体感受,而不像现在,每个字都要细讲。

深层的原因,是教育界语文教育权威的观念问题。叶圣陶、吕叔湘以及张志公,其实都不太主张多学文言文。

叶圣陶曾说:“咱们要求学生都来学古代语文,这里头仿佛含有这么个意思:你们要接受古来的遗产吗?好,你们学习古代语文吧。假如果真是这么个用意,距离‘现代化’岂止十万八千里?”叶圣陶承认传统文化遗产还是有用的,但“可以凡是古代书籍中对现代人普遍有用的,应当组织力量把它正确地改写成现代语文,让读者直接爽快地接触它的实质”,(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即是说,大多数的学生不需要直接阅读文言文。

张志公提出:“一代一代离开文言文越来越远,决不是越来越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香港《中英语文教学》1983年第1期)

不过,这也不能怪语文教育家的观念有差错。他们所反映的是时代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中国当代语文有一件影响很大的事,就是1956年开始的文学与汉语分科教学。这是当代语文教育的一抹亮色,但很快就收场了。原因之一是,文学教材选用了过多的古代作品。为此,文学教材的主要负责人张毕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厚古薄今倾向》,实际上是代表教材编写组,对文学课本编写工作做反思与检讨。

基础语文教育学习文言文,主要是为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可是,在那个年代,政治上要求的是“厚今薄古”,难怪语文教育家不太主张多学文言文。就是学了文言文,又有什么是可以继承的呢?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多学文言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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