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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曾在中国犯下暴行引大案
发表日期:2015/4/26 10:51:00 出处:刘典: 作者:未知 发布人:lgqxxy 已被访问 264

二战中,美英为中国牵制日本,同意了民国政府一直争取的有关取消领事裁判权的请求,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所谓“领事裁判权”自此废除,就是说:“任何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应该在中国法庭受审,按中国法律治罪。”

但事实上,这种治外法权依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实质存在,只是适用的群体没有像过去一样那么普遍,而涉及到外国人的判决,往往也需要看该国政府的眼色。

以民国政府同年十月一日与美国签订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为例,其中明确规定:“对于美军人员在中国境内所犯之刑事案件,归美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民国政府争取废除领事裁判权,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后治外法权时代”。何为后治外法权时代呢?即领事裁判权虽然从名义上已经废除,但是因为国力衰弱,洋人欺压国人却依然逍遥法外的案例依然广泛存在。

苏联出军东北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意盟国的请求,将于欧洲战争结束三个月内加入太平洋战区的对日作战之中。

从1945年5月到1945年8月,苏联这架恐怖的“战争机器”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从欧洲战场迅速向远东地区和后贝加尔运送了136000节车皮的部队和作战物资。在远东共展开了十一个合成集团军、两个战役集群、一个坦克集团军、三个航空军集团和三个防空军集团、四个独立航空军,总兵力为一百五十多万人,并配有26137门火炮,5556辆坦克,3446架飞机,1945年8月9日0时01分起,苏军三个方面军同时向东三省东、西及北三个方向发起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粉碎了被日本军部捧为骄子的关东军,加速了日本投降的步伐。

苏联出兵东北,立刻使中国的抗日战场形式明朗化,而苏军的到来,也解救了在日本人统治之下长达十四年的东北同胞。

苏军驱逐了关东军之后,当时中国军队都远在南方,日常的治安由苏军来维系。东北人民一开始对苏军的欢迎态度,慢慢随着事情的发展悄然地改变着,甚至成为中苏后来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

值钱的打包带走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军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出兵东北,可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它需要相应的利益作为回报。

其实,苏联出兵东北时,斯大林就盯上了东北的工业设备。苏军进入东北后,从国内带来了3000多名技术人员,他们跟随苏军进入大城市和其他工业基地,大肆拆卸工业设备。自己的人手不够,就让被俘的日军技术人员帮忙。拆下来的设备被装进箱子里运往苏联,这些箱子也是利用东北的木材制作的。[1]

有关东北重工业工厂等资产,国民政府与苏联据理力争。苏联方面也是做着两手打算,一边和中国政府谈,一边准备“打包带走”。中苏谈判失败后,苏军开始加速拆运工业设备。这些设备分两路运往苏联,一路从哈尔滨,另一路从大连。

苏联破坏性的拆除行为,致使东北最大的电力网——东北发电厂的发电量由原来的180万千瓦降为80万千瓦,鞍山钢铁厂9座规模宏大的炼铁炉被拆去7座,抚顺煤矿年产量从480万吨猛降为160万吨。1946年冬,东北工业会和东北日侨联络处的调查表明,在整个苏军占领期间,东北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2亿美元,加上未能调查及无法证实的确切损失,总计20亿美元左右。[2]

除拆走机器设备外,苏军还从银行里掠走了价值300多万美元的金条和5000多万元的东北货币。而且自己还在东北发行了十亿元的军用票,相反,苏军却容不得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行货币。

苏联人的行为自然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不愉快的印象,伍修权后来回忆说:“他们撤出东北回国时,又把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都一一拆运带回苏联,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我国人民对‘老大哥’的友好感情。”[3]

张莘夫案:地质专家惨遭杀害

国民政府和苏联对日本在东北遗留下的资产以及东北富饶的资源你争我夺,但是当时东北在苏军的实质控制之下,国民政府在这场冲突中往往居于弱势,而在这场不见刀光剑影的战场,也有人为此付出生命,张莘夫就是其中的代表。

张莘夫是当时知名的地质学家,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

1946年1月7日,张莘夫奉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国长春铁路行司理事长张嘉璈之命,携随员牛俊章、徐毓吉等5人,在中长铁路苏联籍副助理理事长马里意的陪同下,自长春出发,准备赴苏联红军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

途经沈阳时,马里意以打前站为名先独自赴抚顺,令张莘夫等人在沈阳等待。1月14日,马里意通知张嘉璈,张莘夫等人可以赴抚顺。当日下午,张莘夫乃率技术人员及中长铁路路警15人,乘苏军专列抵达抚顺。

张莘夫一行下车之后,即被苏军方面安排居住在抚顺煤矿事务所,由苏军4个人在门外站岗进行监视。1月15日,张莘夫一行人中的路警的枪支被苏军缴走,接收人员全部失去人身自由。当天,张莘夫曾电话联系沈阳方面说苏军已经把他们扣起来了,只能保证24小时,话没说完,电话就被掐断了。

1946年1月16日晚,苏军方面人员会同当地警察赴抚顺煤矿事务所,向张莘夫表示抚顺煤矿不能由其接收,并劝其尽快返回沈阳。当晚,张莘夫等8人被迫搭乘原专列自抚顺回沈阳,当专车行驶至抚顺以西25公里的李石寨站时,一股“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登上列车,将张莘夫等人拖下专列杀害。[4]

张莘夫被杀后,苏联方面极力封锁消息,驻东北行营的国民党接收人员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张莘夫等的确切消息。1月29日,国民政府驻东北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向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提出书面质询,要求苏军找出张莘夫等的下落,同时指出张莘夫是在苏军占领区失踪的,而且行前还得到苏方的人身安全保证,苏联方面有责任保证他们的安全。

苏方迟迟不肯给予答复。2月9日,董彦平关于此事面见特罗增科,要求苏联方面尽快给予答复,第二天苏方书面答复称张莘夫及其随员8人,系于1月16日21时,在抚顺返沈阳途中李石寨车站,被土匪一队拖下,押至东站以南一公里处枪决。至此,张莘夫被杀的消息才得到确认。

国民党政府对张莘夫等被杀十分震惊。2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董彦平速与苏军交涉,要求苏军捕获凶手,将尸体运往沈阳,并保证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的国民政府接收人员的生命安全。2月27日,国民政府再次训令董彦平,向苏方进一步交涉。

张莘夫接收抚顺煤矿被杀害的消息很快传开,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1946年2月,以“张莘夫事件”为导火线,全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游行,[5]这也是后来苏联撤军的重要原因。

败坏的军纪

一国到它国驻军时的军纪,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形象。而苏军驻军东北后的表现,实在难以恭维。

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后,对日本军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包括强暴妇女,掠夺居民的财物,以及将大约58万日军战俘押送至西伯利亚从事劳役,三四年后才开始遣返回日本,其中近8万人死于异域。

当时滞留在东北的日本妇女及儿童处境十分窘迫,一方面由于没有独自谋生的能力,而苏军拒绝向其提供必要的水和食物,导致大量妇女儿童死于饥寒;另一方面,来自苏军底层士兵的强奸、性骚扰等非法侵害现象也明显增多,使得许多日本年轻女人不敢单身外出。与此同时,当时日本政府对解决滞留中国东北日侨问题态度不明,或者说根本无暇顾及这些问题,她们也无法回到家乡。

为了生存及免受苏联军人的侮辱,这些日本妇女大都选择了嫁给当地的中国男人。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仅东北光复后两个月内,辽宁、吉林两省就有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多达11万多人。

而这种恶劣的情况不断蔓延。一开始只是针对日本军民,而后来则波及到了广大的东北同胞,部分无法无天的军痞对中国群众也经常进行骚扰,特别是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造成了东北许多群众的严重恐慌。当时东北人均抱怨:“走了个小鼻子,来了个大鼻子。”[6]

苏军领导当时也整顿过军纪,时常可以看到在沈阳的大街上,苏军卫戍司令部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汉和违纪者成车拉回去关禁闭。当时有个中国妇女被两个苏军士兵强奸时偷偷把一根绣花针别在其中一人衣服上。过后这名妇女去苏军指挥部告状,苏联军官把士兵集合起来挨个找,妇女认出两人并在其中一人身上找到了针,马上有人过来把两个家伙用枪托砸倒,拖到队列前就地处决。

可是在当时苏军在东北有百万人之多,些许惩戒短时间内难以有大的改色,进入东北头一两个月内军纪难以维持,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到了晚上,当地的治安实在令人堪忧。1945年8月23日,关东军在致大本营的电报中说:“苏军指挥部虽然训示其军队对日军及日本人不准采取暴力行动。但是,全满各地仍不断发生目不忍睹的粗鲁地开枪、掠夺、强奸,甚至抢劫行驶中的汽车等行为。”日本人如此,中国人亦是如此。[7]

卢冬生案:军区司令被苏联兵痞杀害[8]

后来八路军的部分组织开进东北,许多受害的老百姓跑到八路军那里告苏军的状。看到这样的状况,八路军驻沈阳的部队一面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向当地苏军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们严肃纪律。

而苏联方面给出的解释却是,因卫国战争激烈残酷,兵源不足,战争后期把许多刑事犯也拉来当兵,所以无法很好管束,只有靠枪毙一些坏分子才能维持纪律,甚至还说他们在德国就经常这么干,实在不好管。

八路军对于苏联这样的解释自然很不满意,但也知道苏联领导层也在积极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三个月后,这样的情况大有好转。但是在许多地方,夜间零星的苏军士兵外出抢劫和强奸事件仍时有发生。中共东北局在维护治安的时候,自然会与这些兵痞有所摩擦,甚至因此牺牲了一位高级将领,时任松江军区司令员的卢冬生。

卢冬生早年同贺龙一起在湘鄂西闹革命,曾任红二军团的师长,是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二军团仅剩的四个党员之一。[9]

1945年12月13日,陈云到哈尔滨,连夜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工作,会上决定卢冬生到松江军区任司令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结束。因陈云的行李在离会场几百米外的地方,考虑到安全问题,大家请陈云不要回住所。卢冬生自告奋勇为陈云去取行李。

他带了一个警卫员扛着行李,在回来的路上,碰上一队行为不轨的苏军战士劫掠老百姓的财物。卢冬生自然很生气,批评他们,并拿出苏联红军军官证,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这个苏军士兵是那个部队的。这几个人自知闯了大祸,如果这事被眼前的军官上报,他们难逃一死。

为了逃避处罚,起了歹心,仗着人多强行抢去了卢冬生等人的行李和手枪后,又把他们领到老巴夺(现为哈烟厂)下坡,然后就向卢冬生开了枪。子弹射中了卢冬生的太阳穴,警卫员及时卧倒顺坡滚了下去,方幸免于难。[10]

卢冬生的死,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极大反响。但是基于政治考虑,特别是照顾到两国人民的感情,这类事情在中苏两国的公开出版物中长期被讳言,但是并不等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毛泽东在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谈到苏联出兵东北时,也犹有积愤地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而在八九十年代后,有关这一段历史的文献渐渐为世人所知,这一段历史被再次解读,大量出版物开始反应这一事实。

苏军在东北惹起的风波在1946年苏军渐渐撤离东北后步入尾声,但是在东北人心中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国家弱小则民被欺,当年的历史,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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